对于神圣职责的职责含义却形成了Duty，Responsibility和Obligation三种分歧。

其中的伯耳这斯，在读音上很接近拔珥杰思和巴路捷斯。有些作者同时留学多个国家，如王宠惠留学美国和德国，郑毓秀留学日本和法国，王世杰留学法国和英国，章友江留学美国和苏联。

如前所述，晚清以比较宪法为题的著作几乎均为译著，多数译自日文。在此基础上，京师大学堂1904年开设各国宪法课程，(15)而1906年北洋法政专门学堂首次开设比较宪法课程，随后1907年贵州法政学堂开设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课程，(16)1909年贵胄法政学堂正科课程包括比较宪法。自孟德斯鸿氏倡三权分立之说以还，其说早已成为宪法学之一种原则，而苏联宪法，则蹴破从来之典型，已开一三权合一之途径矣。我们是为改善中国法律而研究外国法的，决不是为好新立异而研究外国法的。(40)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84页。

此外，《法律学纲领》的落款时间为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记，即1901年12月27日，而译成中文并出版的时间是1902年2月。今日本校出版部发行之比较行政法，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脑氏所著浮田和民氏所译，是书将英美法德四国之行政制度分析而比较之，宜与巴德尔氏之比较宪法参看。务是事务，权是决定一件事。

（一）对五四宪法第103条的立法分析 1954年，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制定通过。反之，任何制度与操作，亦必须加以正当化论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地方士绅不仅全程参加优待及慰问军人家属，而且组成酬金会，补贴救济抚恤之费。

当一个自然人获得了某种职位，便获得了公法上的位格，因而具有履行该职位的职能和该职位所涉及的职务，而职权与职责则是对主体位格的法律化。（五）发动地方官、公吏及多数孚望士绅参加优待及慰问出征军人家属工作。

当尽孝于民族成为可能，那么尽忠于国家便只有一步之遥。[21]他写道，前几天我到乡下进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后进的一间厅堂去休息，看见右边有一个孝字，左边一无所有，我想从前一定有个‘忠字。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天安门庆祝欧战胜利的集会上，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人民因尽此等义务，致残废或死亡者，国家应负救济或抚恤之责。

国家或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58]但人格则既非一种可看见或可想象的事务与实体，亦非一种对象，而毋宁说是那个直接被体验到的生活亲历。从此，个体突破了以血缘与传统为核心的忠孝法理，脱离了个体、家族、宗族、乡里以至国族的公共人格拓展路径。[5]同注[2]，第1页 [6]同注[2]，第82页。[32]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国家公权机关的名称问题时，涉及了国家政权机关是行使职务，还是行使职权的问题。

由于国民（National）与国家（Nation）的同一性，宪法的位格阶梯与公民的人格结构，就是对同一事物的反复表达。不过我前几天所看见的‘孝字是特别的大，左边所拆去的痕迹还是新鲜。

[11]在实际的乡里语境中，不仅有服兵役义务的承担者人伍士兵，更存在与之相关的诸多主体与多重关系。[48]李大钊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的胜利。

[24]因此，他希望在尽孝于家族、宗族与国族（民族）的基础上，再次打通从孝到忠的国家认同。[2]少数条文，立法者以为无须引赘论证，只作简单陈述，如第10条至第17条有关自由权的规定。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他进而指出从国族（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忠孝法理。[5]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45]参见徐中振：《劳工神圣——一个不容忽视的五四新启蒙口号》，《江汉论坛》1991年第7期，第1页。

[13]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经注疏》，金良年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1954年英文版，将神圣职责译为Sacred Duty，光荣义务译为Honorable Duty。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宪法以血缘与阶级为纽带，以大量位格中介沟通国民与国家的论证方式，表明了生活实然的严重缺位，必须借助根本法强为弥补。

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杀身成仁作为一种极端的特例，实现了从生命到精神的转化，并使得个体国民进入忠孝伦理，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

近代民族国家不仅重构着国家主权，也同样冲破着旧有的宗法关系，但是家庭作为基本的自然单位，却仍旧幸存。从此，国民属性的庶民身份通过阶级性的工人概念开始了向人民位格的神圣演变。《孝经》以庶人、士、卿大夫、诸侯、天子五个等次，概括了个体公共性的持续扩大。[23]孙忠山深谙孝的法理，《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至。

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当君上大权抽象为主权观念，臣民则徘徊在国民、公民与人民等近似又鲜明的法政概念之间，不断界定自己的位格。

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是每一个苏联公民的神圣职责。第二，公民包括一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

正因为人民地位与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紧密相关，所以背叛社会主义之祖国，才是对人民的极大犯罪。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李维汉说：宪法中的公民，包括所有有中国国籍的人在内。

[55]参见靳道亮：《抗美援朝运动与乡村社会国家意识的塑造》，《史学月刊》2009年第10期，第64页。[29] 可见，人民是各民主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是人民主权的实际承担者。1977年苏联宪法第62条第3款之社会主义祖国将祖国与社会主义相捆绑。[19]可见，近代民族国家重构与传统忠孝法理之间的内在关联。

地主阶级分子也是公民，不过是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公民。宪法草案所规定的这些义务都是每一个公民无例外地必需遵守的。

位格阶梯的跃迁，就是公民人格的拓展。Duty，指依据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的或者依据约定自愿承担的责任。

古之学者，重例而晓义，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政治的结果，是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